德国劳动军团，最常用的名字为RAD（Reichs Arbeitsdienst），英语中一般称为German Reich Labor Service，顾名思义，其为德军重要的工程服务组织。这一组织的起源可以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然而，其作为德国劳动军团存在是始于1934年7月的。
1931年6月5日，德国劳动军团的前身基本出现。当时的魏玛德国，正处于兴登堡政府的执政时期。其总理是中间党人海因里希·布吕宁。布吕宁在当日提出了一个方案，将组建一个国家性的服务机构，赋予公权力。这一机构当时的名字为德国志愿劳动军团（Freiwilliger Arbeitsdienst，简称FAD），类似一个志愿性的机构，不纳入强制体系。领导人则是康斯坦丁·希尔，和当时德国的大多数机构和服务组织一样，希尔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多个独立组织和小团体纳入到机构之中，将这一名义组织变为能够对德国全境的志愿服务系统形成有效组织的大机构。
这一机构的成员迅速膨胀，这倒也并不令人惊奇，德国在一战后就饱受失业和革命的困扰，在经济危机后，高失业率成为常态，大规模的失业潮令德国社会无业游民显著增加，而同时德国本身的建设又急缺有效的人力补充。两边的不平衡通过志愿服务组织迅速调和，20年代末，早在FAD尚未组建前，为应对这一失业潮，地方性的小组织和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组建，提供一些志愿服务或建设的工作，希尔所纳入的这些组织大体上就是这些小团体。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NSDAP）当时实际上也组建了多个类似的志愿服务营。
从零散到整合，德国境内本来只能以地方为基础进行小规模工程的能力很快得到改善。有了整体的组织，德国也就有了进行大规模建设的能力。这一措施类似罗斯福当时提供的志愿劳动，然而就发展情况来看，显然德国的FAD更具有组织能力。
1933年8月，纳粹党进入掌权期，此时的德国志愿劳动军团（FAD）经历了首次改名——Nationalsozialist-Arbeitdienst，即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军团（NSAD）。这可以说是直接把纳粹党的口号烙在了名字上。想必我们会有疑问：为什么一个魏玛共和国组建的组织会如此心甘情愿地，早早接受的如此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变更？这是因为FAD的领导人希尔，本身也是纳粹党的成员（据考为Organization Department II，组织部二处，很显然是纳粹党的一个下属机构）。在纳粹党掌权后，本来就亲附于其中的希尔不可能拒绝这种改动，不仅如此，在重新命名后，希尔也能顺理成章地继续担任领导人。
事实上，希尔在其后被希特勒任命为国家劳动服务机构的秘书，隶属于国家劳动部。在1935年，他成为劳动部领导人，1936年被纳入纳粹党全国领袖之一（当时大体为各部部长），1943年成为纳粹党政府旗下正式的部长。（战后，希尔作为主犯之一被判有罪，在劳改营中度过了五年生涯，其后被释放，并于1955年逝世。）
米歇尔·魏特曼大体就是在NSAD时期加入了这一组织（1934年2月-7月），非常巧合的，他也在1934年7月这一组织最终更名时离开。1934年7月11日，NSAD被最终更名为Reichsarbeitsdienst（RAD），即最终我们所知的“德国劳动军团”。此时RAD的性质为“国家劳动机构”，然而其仍然是一个团体性质的组织，和之前的NSAD和FAD并无太大的变化，只是有了张好面皮而已。
然而，到了1935年6月26日，《德国劳动服务法》通过，这意味着德国劳动军团成为了官方强制要求贯彻于国家服务体系的组织，每一位适龄德国公民都应在RAD中进行六个月的工作。（插入一句，如果有人认为米歇尔·魏特曼加入的是RAD，这并不准确，其加入的其确实NSAD，因为如果加入的是官方系统化后的RAD，显然其参加的时间是不够的——仅仅五个月）此时的RAD正式成为了帝国官方机构，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相应的分布。
当时的德国所有在18-25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在德国劳动军团首先工作6个月，如能通过（毕业），即可拥有在国防军系统内服役两年的资格（任意兵种）。然而，尽管RAD是德国公民服役前的最后一站，且RAD也的确是帝国下辖的正式官方机构，其并不属于德国的军队系统，这非常重要。然而，在二战服役的很多士兵——除去服役老兵和一些临时征召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都必然有在RAD的服役经历，这些人在战时服役于德国陆军、空军、海军，甚至是武装党卫队。
1933年8月，纳粹党进入掌权期，此时的德国志愿劳动军团（FAD）经历了首次改名——Nationalsozialist-Arbeitdienst，即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军团（NSAD）。这可以说是直接把纳粹党的口号烙在了名字上。想必我们会有疑问：为什么一个魏玛共和国组建的组织会如此心甘情愿地，早早接受的如此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变更？这是因为FAD的领导人希尔，本身也是纳粹党的成员（据考为Organization Department II，组织部二处，很显然是纳粹党的一个下属机构）。在纳粹党掌权后，本来就亲附于其中的希尔不可能拒绝这种改动，不仅如此，在重新命名后，希尔也能顺理成章地继续担任领导人。
事实上，希尔在其后被希特勒任命为国家劳动服务机构的秘书，隶属于国家劳动部。在1935年，他成为劳动部领导人，1936年被纳入纳粹党全国领袖之一（当时大体为各部部长），1943年成为纳粹党政府旗下正式的部长。（战后，希尔作为主犯之一被判有罪，在劳改营中度过了五年生涯，其后被释放，并于1955年逝世。）
米歇尔·魏特曼大体就是在NSAD时期加入了这一组织（1934年2月-7月），非常巧合的，他也在1934年7月这一组织最终更名时离开。1934年7月11日，NSAD被最终更名为Reichsarbeitsdienst（RAD），即最终我们所知的“德国劳动军团”。此时RAD的性质为“国家劳动机构”，然而其仍然是一个团体性质的组织，和之前的NSAD和FAD并无太大的变化，只是有了张好面皮而已。
然而，到了1935年6月26日，《德国劳动服务法》通过，这意味着德国劳动军团成为了官方强制要求贯彻于国家服务体系的组织，每一位适龄德国公民都应在RAD中进行六个月的工作。（插入一句，如果有人认为米歇尔·魏特曼加入的是RAD，这并不准确，其加入的其确实NSAD，因为如果加入的是官方系统化后的RAD，显然其参加的时间是不够的——仅仅五个月）此时的RAD正式成为了帝国官方机构，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相应的分布。
当时的德国所有在18-25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在德国劳动军团首先工作6个月，如能通过（毕业），即可拥有在国防军系统内服役两年的资格（任意兵种）。然而，尽管RAD是德国公民服役前的最后一站，且RAD也的确是帝国下辖的正式官方机构，其并不属于德国的军队系统，这非常重要。然而，在二战服役的很多士兵——除去服役老兵和一些临时征召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都必然有在RAD的服役经历，这些人在战时服役于德国陆军、空军、海军，甚至是武装党卫队。
1939年8月26日，波兰战役爆发的前夕，德国开始了国家动员，1050支RAD单位加入了国防军系统。相较于上文末尾扩展的RAD编制情况，这些新整编的RAD单位都接受了对应的调整。
1050支单位是基于RAD劳动连（Abteilungen）的。按照上文的资料，每个劳动连下辖214名成员。在加入国防军系统后，每个劳动连都通过并入未经受训的复员军人扩充到了401人。相较于原来的师-营编制或者临编的劳动团（Bereich），这1050个劳动连被整编为55个团级规模的单位，被称为Abschnittsbaustäbe，每个此类团大致采用四四制，每团辖4个营（Bau-Batailone），每营辖4个连（Abteilungen，即刚才提到的401人的扩编连队）。波兰战役期间，除了原有的常规RAD部队，还组建了18支重摩托化和12支轻摩托化RAD筑路营，这些单位无疑具有强大的机动能力。
波兰战役期间，大约60%的RAD单位都肩负着清理公路的职责——显然，即使是机械化攻势做的很妙的波兰战役期间，补给和人员都常常遇到道路阻塞问题。这也是二战中经常可能被忽视的常态问题。
波兰战役结束之后，所有这些编入国防军的RAD单位被保留在了国防军系统中，而在这些单位抽调出去的原区域中，又新建了900支RAD劳动连（原214人编制的Abteilungen），代替抽调出去的这些RAD，继续行使地方上的职责。
1939年8月26日，波兰战役爆发的前夕，德国开始了国家动员，1050支RAD单位加入了国防军系统。相较于上文末尾扩展的RAD编制情况，这些新整编的RAD单位都接受了对应的调整。
1050支单位是基于RAD劳动连（Abteilungen）的。按照上文的资料，每个劳动连下辖214名成员。在加入国防军系统后，每个劳动连都通过并入未经受训的复员军人扩充到了401人。相较于原来的师-营编制或者临编的劳动团（Bereich），这1050个劳动连被整编为55个团级规模的单位，被称为Abschnittsbaustäbe，每个此类团大致采用四四制，每团辖4个营（Bau-Batailone），每营辖4个连（Abteilungen，即刚才提到的401人的扩编连队）。波兰战役期间，除了原有的常规RAD部队，还组建了18支重摩托化和12支轻摩托化RAD筑路营，这些单位无疑具有强大的机动能力。
波兰战役期间，大约60%的RAD单位都肩负着清理公路的职责——显然，即使是机械化攻势做的很妙的波兰战役期间，补给和人员都常常遇到道路阻塞问题。这也是二战中经常可能被忽视的常态问题。
波兰战役结束之后，所有这些编入国防军的RAD单位被保留在了国防军系统中，而在这些单位抽调出去的原区域中，又新建了900支RAD劳动连（原214人编制的Abteilungen），代替抽调出去的这些RAD，继续行使地方上的职责。
然而，在正式编入战斗部队前，RAD被大规模投入作战的一次记载见诸于1944年的市场花园行动，当时有大量RAD成员用于增援武装党卫军第9“霍亨斯陶芬”装甲师的部分作战部队，参与了夺取阿纳姆大桥北部的作战——面对英军弗罗斯特指挥的第2营。由于严重欠缺作战训练，这些人伤亡惨重。然而，根据当时的德军指挥官报告：“这些人在被命令进入前线时，最初十分疑惑且不情愿，但一旦在合适之处被投入则可以发挥极强的作用，他们协调一致，是我们的得力伙伴。”可见RAD成员虽然不被命令投入前线，但并非一群鸟兵。
到了二战末期，德国本土也已经岌岌可危。1945年2月的时候，RAD的要求服役期已经从6个月骤降到6-8周，且除了常规任务之外，全面接受步兵作战训练和反坦克作战训练。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兵力已经严重捉襟见肘，面对强烈的要求，希尔（上文提到的RAD领导人）仍然拒绝了将RAD成员编入国民冲锋队的要求，不仅如此，RAD也不会被强征到一线作战。然而，到了二战的极末期，德军已经不是抱佛脚或者拆东墙补西墙这么简单了，甚至已经不能说是调动各类人员参战了，而是只要能有点样子的都编成了作战部队（虽然德军的重武器的确比不过盟军或苏军，但其作战基本武器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赤字过）。此时的RAD实在是难以躲过被强征的命运，然而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全部沦陷：在各个劳动师（上文提到的地方性的师级规模单位）中，只有3个曾经被卷入有限的激战中。除此之外，在响应整编号召的情况下，也不过只有6个劳动师被编组成作战单位（需要注明都属于特殊任务专用）。
随着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RAD也正式被取缔，自此德国劳动军团在经历近14年的沿革后，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